蒲錦昌牧師 本會副總幹事
過去一年，疫情和政情都使人很壓抑。長時間的抗疫措施，令日常生活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多會議要取消，很多活動要改期，外地公幹無法成行，親戚朋友盡量少見面，連辦公地點有時候也改在家中。這樣的生活，很有被困的感覺，好處卻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時間比平日多，不會被工作及其他人完全佔據。於是，我便有更多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看書。
七月的時候，讀到陳健民所著《陳健民獄中書簡》，知道他在獄中惡劣的環境下，仍堅持不懈，努力學習。他在繫獄的326天一共讀了五十本書，有些還是大部頭的著作，例如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丶下册），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等。他的決心和毅力，的確令人佩服。讀完這書以後，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一個星期要讀一本書，希望一年可以完成52本。陳健民在獄中也做得到，我沒理由做不到。結果，年終計算一下，一共讀了88本書。我也向陳健民學習，把一些讀書心得寫下來，與他人分享。這亦算是我在二零二零年向自己的一個交代：時勢再困難，仍然有可以做和值得做的事情，只要用心去做便可。
一個星期要看完一丶兩本書，只要有決心，許多人其實都可以做到。
有時候，我會早點起床，看一至兩小時的書才做其他事情。有時候，我會晚一點睡，多看一會兒書。假期時，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便早丶午丶晚都抽出時間多讀。電視和網上東西則少看一點。這樣重新安排生活的節奏，的確可以多出一點時間來。
單單看書會不會很悶呢？不一定。其實，正如跑馬拉松，不能像跑100米般一鼓作氣，需要分階段和有策略才能完成。有計劃的看書，就要選擇不同類別的書，並按著心情及當天所能夠撥出的時間來讀，那樣便比較容易和有趣，不會變成為達到要完成的數量而讀書。
理論性的書讀多了，可以看一些小説或文學作品。時間少的話，可以選一些短篇小說或文集之類的書。總而言之，保持讀書的習慣，不要讓它停下來。這樣做的好處就像一個人天天運動，手腳自然較靈活。每天讀一點書，會讓人習慣思考，並且感到自己在成長，生活也變得更加充實。
香港曾經是兩岸三地言論和出版最自由的地方，甚麼題材及立場的書都有，報章雜誌的種類和數量都非常多，甚至成為很有文化影響力的一個地方。台灣作家在台灣不容許出版的東西，可以在香港出版，例如陳映真和李敖的書。禁止在台灣出版書籍的大陸作家，香港可以讀到他們的作品，例如老舍和魯迅的著作。大陸不能出版或只能刪除部分內容才可出版的書籍，在香港可以原汁原味的讀到。隨著台灣社會的民主化，也由於台灣人口比香港多，閱讀風氣比香港盛，出版業早已經超越香港了。反而，香港不少文學和政治類的書籍，要被迫或主動選擇在台灣出版，例如董啟章的新作《後人間喜劇》丶韓麗珠的《黑日》和馬嶽的《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內地也隨著脱貧和社會的發展，閲讀人口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亦急劇增長。只要不碰觸政治敏感的內容，出版業還是不斷擴展，書的種類也越來越多。例如，香港比較少人感興趣的文學或學術書籍，在內地仍然有機會出版，因為人口的基數大。當然，香港的優勢並未完全消失。內地不容許或不容易出的書籍，在香港仍然可以出版，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趙紫陽文集》和畢仰高（Lucien Bianco）的《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之比較》。
在香港生活的我們，應該珍惜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有時間的話，要多讀點書，多享受思想丶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