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衡牧師 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沙田堂
黃述芳宣教師是首位以香港新界為宣教工場的開荒者，開拓者。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不少的堂會都與他和新界傳道會有關，包括今日的元朗堂、屯門堂、上水堂、大埔堂、全完堂等等，故此黃述芳對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及新界福音事工有極大的貢獻和影響。
黃述芳於一八五六年出生，在佛山以做鞋為業。他於一八八八年到廣州工作時，聽到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楊襄甫牧師講道後，決定皈依基督，後來他的妻兒也皈依基督。黃述芳信主兩年後，楊牧師推薦他成為倫敦會傳道人，接受兩年的訓練，學習聖經、講道和唱詩等。黃述芳於一八九二年開始跟隨倫敦會傳教士到各城各鄉佈道，他就曾到江西贛州及廣西梧州傳福音。到一八九四年，他被倫敦會差派到香港油麻地福音堂擔任傳道工作，翌年轉到灣仔福音堂擔任堂主任一職。（1）據黃述芳女兒黃玉梅憶述：「先父除主日崇拜外，日間則拜訪居民，分派聖經小冊，夜間則大開福音之門，佈道解經。附近街坊鄰里，工餘之暇，以欣以敘，共聆福音。信主者日眾……（2）」
自滿清政府於一八四二年及一八六零年兩次鴉片戰爭戰敗而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後，滿清政府先後割讓香港島和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給英國，兩地從此成為英國殖民地。三十年後，滿清政府再與英國政府於一八九八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期為99年。從此，由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以及200多個島嶼亦都成為英國殖民地，並且稱為「新界」。
因著香港的版圖大幅擴張，新界瞬間成為新的宣教工場，而首個以新界作為宣教目標的差會是倫敦傳道會，他們率先差派當時擔任灣仔福音堂的堂主任黃述芳宣教師到新界探索傳福音的空間。黃述芳於一八九八年秋某天清晨出發，坐帆船到沙頭角，之後從沙頭角走山路到元朗。在約兩個月的時間裡，他每天深入各村莊及農家去，逐家逐戶的探訪。當時不少元朗鄉民對黃述芳這外來人相當友善，故此他決定在鄉民必經之地的墟市東門口以兩元租用一個兩層的單位，上層為住宅，下層作臨時佈道所之用。當了解元朗附近的福音需要後，他回到香港島向倫敦會報告，後來更與倫敦會傳教士一起到元朗探索福音事工的可能性。翌年，因確立新界福音事工是長期的策略，故此黃述芳全家搬到元朗居住。他平日在臨時佈道所讓路過的鄉民休息，向他們傳福音。每個主日上午舉行崇拜，下午就到其他鄉村佈道，教導鄉民唱詩。
隨著倫敦會傳教士威禮士牧師（Rev. H. R. Wells）於一九零零年到香港發展新界福音工作，於是黃述芳與威禮士兩人在沒有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徒步走到各鄉村佈道。至於元朗的福音工作，新界傳道會認為有擴展的必要，故此以695元買下舊址東門口約7,000平方尺的建築物作為堂址，並於一九零三年正式搬入新堂址，並名命為「元朗福音堂」（即今日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翌年，在倫敦會主導下、道濟會堂及愉寧堂（Union Church）成立新界傳道會（Hong Kong and New Territories Evangelization Society），其宗旨是「為未明福音者導之使如主耶穌曾尋喪者而救之」。（3）新界傳道會在元朗福音堂建立後，先後在屯門、荃灣、長洲、大埔、上水、林村、大澳、新田、平山（屏山）等鄉間建立福音堂和學校。（4）這都是因為黃述芳這位先行者的貢獻和影響。
黃述芳在新界福音事工上，有著重要的影響和貢獻。他在元朗舊墟設臨時佈道所，招待來往過客。之後在福音堂範圍挖水井供村民自由取水。遇到鄉間孩童教育需要，他就想辦法建立學校，成立「真光書室」（即今日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當遇到患病婦女，就讓女傳道把她們帶出香港到由倫敦會開辦的教會醫院那打素醫院醫治。黃述芳留意元朗鄉間社區人士需要，對症下藥，向他們傳福音，這都是黃述芳的服事。然而，若嘗試深入了解當時的他，就可以感受到他昔日的服事是負上一定的代價。這從黃述芳宣教師出發去新界探索宣教事工可能性之前，他與師母的簡單對話就可以明瞭一二：
黃師母：「我們從佛山搬到九龍，又到香港，剛好才定居下來，你又要出門去嗎？」
黃述芳：「這是天父的旨意，祂要我作甚麼，我便盡力去作；況且這次出門，不像以前去那麼遠，回家的日子又用不著那麼久嘛。」
黃師母：「出門總是出門，遠近有甚麼分別呢？」
黃述芳：「從前我出門，是縣過縣，省過省，現在祇去新界，不過是一個小地區，我去先調查調查，很快就會回來的。」
黃師母：「你每次出門，真使我憂慮，一方面為你在外安全而擔心，一方面又恐怕孩子生病。記得兩年前你出門後，老四病死了，現在想起來，仍然叫我心驚膽震啊！」
黃述芳：「也許我們將來會全家搬到新界居住，那邊空氣清新，不是更好嗎？」
黃師母：「老是搬家，居無定所，孩子又不習慣，我真害怕呢！」
黃述芳：「全能的天父必然引領我們看顧我們的，你忘記了嗎？經上說：『不要怕，只要信。』你要謹記才好。本年底聖誕之前，我必回到家裡來。那時我們會有另一個新生的孩子，是天父賜給我們的聖誕禮物，那不是喜上加喜麼？」（5）
華人教會多為昔日傳道者歌功頌德，並為前人的貢獻建樹稱頌一番，可是卻未必留意到前人所背負的代價與壓力，例如黃述芳宣教師所面對的家庭張力是相當的真實。離開家庭，隻身走往他方宣教，對家庭或多或少都有所影響。昔日可能是相當普遍，但放在現代的處境卻可能有另一番評估。或許今天未必有太多教牧家庭長時間分隔兩地的情況，但有時教牧因服事需要，往往見會友的時間比見自己家人更多，某程度上這也是以整個家庭作為代價的服事。作為教會領袖，不論是教牧或信徒領袖，這都需要關心教牧家庭健康的事情。不能既要求教牧放很多時間在教會，亦要求教牧家庭有好見證。若教牧家庭出問題，其實不全是教牧的責任，教會也有一定的責任在其中。盼望我們多為全時間事奉者祈禱，為他們的需要祈禱，為他們的家庭祈禱。
1 黃玉梅：《川流不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7），頁3-9。
2 黃玉梅：〈憶灣仔福音堂〉《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一百週年紀念特刊》（1963），頁9；轉引自：蔡義鴻主編：《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一百五十週年堂史特刊》（2014年1月），頁32。
3 葉深銘：〈天道下濟：香港華人自理會道濟會堂傳教事業研究（1843－1926）〉（香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14），頁248-249。
4 盧佩儀：〈拓荒與耕耘：新界傳道會歷史研究（1904至1933）〉（香港：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道學學士論文，2009），頁7。
5 黃玉梅：《川流不息》，頁14-15。